在美国，无论是正式程序，还是非正式程序，都不包括规范性文件在内。

[23]与此类似，近代民法所确立的私法自治等原则也有宪法功能。纪海龙：《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普适性及其例证》，《政法论坛》2016年第3期。

概括言之，借由一个具有宪法关联性的、兼具解释和批判立法功能的法益概念，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之间的区隔得以弥合。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此案涉及名誉与言论自由的冲突和衡量，如果名誉优先，则构成侮辱罪，如果言论自由优先，则言论自由构成侮辱罪的阻却事由。[60]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关系之考察》，《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2期，第91页。从宪法学的角度看，对根本性剥夺个人自由的刑罚的合比例性审查，甚至可以回溯到人民主权、社会契约等立宪主义的基本原理。它规定了国家意志得以实现的范围，以及国家意志干预其他法律主体的意志和范围，比如要求其做什么，不做什么。

关于犯罪论体系改造的具体方案，罗克辛有这样的论述：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利益对立场合时社会进行调节的利益衡量和对于刑法之目的的探求，就是我们所常见的各个犯罪类型的刑事政策之基础。当然，这里还有以下几个宪法问题需要考虑： （1）刑法在保护以基本权利为内核的法益的时候，同时可能会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做出限制，这在宪法上就表现为基本权利的冲突，而立法者于此必须做出衡量。然而在新中国，宪法已立，后遭挫折，经修宪而得国史上最好、当世上优良的现行宪法。

[75] 然而，反对宪政概念的学者似乎不知道宪政过程论已是法学界的通说，对上述观点视而不见，反而提出：从历史发展的逻辑上说，如果现在把实行宪政作为政治发展的目标提出来，那人们会问：新中国过去几十年搞了什么？这会使人们对中国政治的民主性质发生怀疑。[45] 郭道晖：《市场经济与法学理论、法制观念的变革》，载《法学》1994年第2期。文正邦：《应当理直气壮地推进中国的宪政建设》，载《法学》2008年第3期。[70] 例如张友渔《宪法与宪政》（1940）一文指出：有时，有良好的宪法而没有良好的宪政。

[43] 郭道晖：《宪政简论》，载《法学杂志》1993年第5期。[②]宪政作为一个特定概念，其本质内涵在西方国家是有共识的，这一概念在我国又具有复杂性和模糊性，以复杂和模糊的概念对一些政治问题进行学术理论包装后再行推销，是一些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基本手段。

在2013年初发表的论文中，他明确提出将三要素说改为四要素说，即加入宪法至上。[68]笔者推测，除了认为宪政即宪治的那些文章之外，两词并用的现象似乎表明作者认为二者的含义还是有所不同的，其区别可能就在于宪治比宪政更加凸显动态性，即宪法的全面有效实施状态。[60] 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页。特别是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载《红旗文稿》2013年第10期）一文，把宪政等同于自由主义宪政，进而认为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政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从而反对宪政。

宪治一词虽用得很少，但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至少在民国初年，就有学者使用之。坚持采用社会主义宪政一词，不见得就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宪政。（参见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页）2004年9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他提出，不能只强调宪法和国家的关系，而忽视宪法和社会的关系。

[19] 李慎明：《对西方话语体系应有清醒的判断》，载《中国智库》2013年第2期。[89] 参见陈永鸿：《论宪政与政治文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均指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之所以在讲相互制约时加上相互协调，就是因为制约、协调都是手段，其目的在于保证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保证国家机关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107]。在过程意义上，宪治特指宪法实施（行宪），不同于立宪、修宪，是宪政的一个重要环节或要素。

古典宪政论所依据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对待权力是消极的，它主张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因而不赞成福利国家的思想及其制度，正如哈耶克所说，面向所有人的最低收入保障都可以在自由主义的架构之内建立起来，但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过程则是到处都在使自由主义的原则遭到抛弃。在他人的话语体系中亦步亦趋，永远不会有文化上的创新和自主性。相比宪治来看，宪制一词出现得更多，就是宪法制度的简称，如同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一样。本文认为，术语、概念的更新，是学术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68] 例如宪政、宪治发达国家、宪政、宪治的进步和发展、宪政、宪治的新要求、新需要等。后者强调依宪法而行统治，是一个动态概念。

[65] 董和平：《宪政问题研究》，载《法学家》2008年第2期。鉴于宪治概念有利于更好表达宪法实施的要义和共识，避免宪政指向政体、政治制度而引发误解和无谓争论。

以宪治作为关键词之一的论文（含学位论文）28篇。[32] 《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171页。

[84]萧公权认为宪政是多数同意的政治，也是多方议论的政治，是一种政治的生活方式。目前，我国还没有公开撰文反对法治的，想必宪治也不会招来非议。

所谓宪法治理就是把社会生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纳入到宪法和法治的轨道。宪治则侧重于指依宪统治，表示一种对政制的动态实施。大家都在谈宪政，大家都谈得不一样，无法产生概念上的基本共识，宪政已经成为人云亦云的麻烦概念。台湾地区当局目前仍使用宪政一词，但大陆不予认可。

宪治是治国理政的首要方式，是全面有效实施现行宪法的治理过程，是当前政治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备选方案应当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治理之路。

郭道晖：《依法治国重在依法治官》，载《人大工作通讯》1999年第3期。20世纪初期以后，梁启超转向从民主立宪政体角度理解宪政。

[92] 参见强世功：《中国宪政模式？巴克尔对中国单一政党宪政国体制的研究》，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许崇德：《宪政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载《法学》2008年第2期。

胡适《再谈谈宪政》（1937）一文指出：民主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及的理想目标，只不过是一个过程。[58]董和平教授把宪治与民治视为宪政的二要素。[66]我国在处理法治与宪治的关系上，出现重前者轻后者或忽视后者的偏差。进入专题： 宪治 法治 。

[15] 施立栋：《作为中国式概念的复合宪政观：理解与反思》，载《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1期。[76]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分歧，一方面是由于上述分析的宪政概念的历史含义问题，另一方面也因其文字本身所直白表达的静态目标含义很难消除，再一方面是因为无论从静态的制度层面，还是从动态的社会生活层面，宪政及其理论都不能描述和解释宪法特别是现代宪法及其运行和实施的状态。

既能涵摄宪政之良义，又可能获得官方之认同。杜力夫：《宪政是宪法和民主的统一》，载《法学》2008年第3期。

这实际上就是强调宪法至上。[67] 还需说明的是，使用宪治一词的学者几乎都同时使用宪政一词，尤其是陈云生教授的一篇论文多次出现宪政、宪治这样的两词连用现象。